对历史发展道路的正确认识，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成熟度与高度。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十八世纪之前的传统中国，曾经创造出具有深厚内涵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与治理体系，是中华文明的标识性载体，是中华文明长期稳定发展、不断前行的根本保障，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显著特点。4月25日晚，乐动平台·（中国）官方网站侯外庐学术讲座第二百二十讲在乐动平台·（中国）官方网站长安校区西学楼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卜宪群为乐动平台·（中国）官方网站师生作题为《传统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与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学术报告。学术讲座由乐动平台·（中国）官方网站副校长吴振磊教授主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国家治理与道路选择、文化传统都是不可分离的。卜宪群讲道，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延续而来，独特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历史发展道路。悠久的中华文明，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蒙上了阴影，但不意味着衰败。马克思主义早就揭示，历史不会终结在资本主义阶段。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民族精英，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古老中国真正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寻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卜宪群说，思想是文明复兴的先导，制度与治理体系是复兴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沃土，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深厚历史底蕴，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逻辑，极大地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认识，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这一重要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仅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底蕴，更推动了古老的中华文明进入了崭新的新时代。

卜宪群认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内涵，是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不断传承又不断创新的结果，是中华文明独特历史及发展道路的反映，也深刻体现着传统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逻辑。因此，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的关系，是历史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谈到中国传统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特点，卜宪群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的产生必然伴随着制度建设，中华民族创设了独具特色的制度体系。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建设内涵丰富，与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相伴随，重点体现在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法律制度七个方面。

我国夏商时期，各种制度建设已初具规模，但就重视国家制度的系统性设计而言，还应当从西周初年开始。周灭殷后，面对复杂的形势，周武王曾访于箕子，求教治国之道，殷遗民箕子向周武王提出了“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的制度安排构想。“彝伦”指法则，“攸叙”指正常秩序。“彝伦攸叙”指构建合理有序的政治与社会秩序。

卜宪群表示，制度体系需要通过治理体系的实践表现出来，治理体系是制度体系完善与否的检验，是制度体系的实践形态。中华文明高度重视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守正创新。中华文明经历了不同社会形态，经历了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不同发展阶段，也经历了不同文化与民族间的碰撞与交融，但在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上从不迷失方向，而是能够做到与时俱进。他提出中国历史上有十大治理体系，大一统是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我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突出特征。自春秋战国后，以血缘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为标志的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大”意味着重视、尊重；“一统”并不仅指领土统一，更重要的是国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构建，蕴含着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没有这三点，就不是完整理想的大一统。秦统一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大一统政治开始形成，大一统国家治理也随之成为历代王朝面临的重大问题。

边疆与民族能否得到治理，是大一统国家能否安定的重要因素。与历史上其他国家不同，17世纪以前，我国长期而稳定地维持了幅员广阔的边疆，形成了多民族不断融合、共同发展的局面，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边疆民族治理思想与措施。起源于先秦的“五服”“九服”及以后的“藩属”概念，在边疆治理上并不强调边疆与内地的“同质”化而重视“差序”化治理；在边疆治理理念上强调“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的内政主体思想，并在巩固内政与开拓边疆之间寻求平衡点，也由此形成了积极温和、富有弹性的边疆开拓政策。在民族观念上，虽然“华夷之辨”思潮长期存在，但自先秦开始的文化认同高于血缘认同的认识，积极促成了“华夷一家”思想的形成。如唐太宗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雍正称“天下一统，华夷一家”，都是典型。这种强调融合而非差别的民族观念，有助于各民族间的认同。

“要在中央”、国家统一、郡县体制是我国古代大一统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统一的中央集权治理体系，符合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分散，民族复杂的实际；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开展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促进各地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等提供了有利条件，不仅发挥出政治功能，也发挥出经济、社会与文化功能。

卜宪群说，历史证明，中国传统制度与治理体系不是移植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华大地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出来的，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因此，我们要从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中真正树立起“四个自信”，坚定“两个维护”，以制度与治理体系构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中国制度和治理体系中许多跨越时空的文明精华，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丰厚土壤，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彝伦攸叙、守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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