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铁原阻击战”为主线，通过震撼的战争场面和动人的英雄故事，从“造世”到“情动”的叙事跃迁，回归现实与历史记忆，实现了情感递进与艺术流变。丰富多元的叙事和视听元素构建出鲜活立体的虚拟影像世界，为观众情感的生成与共情奠定了坚实基础。数字技术下的奇观影像强烈刺激观众感官，触发观影主体超越意识的深层“情动”，构建契合历史与当下的家国情怀和集体记忆，进而成功塑造了一大批英雄形象并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抗美援朝 造世 情动 家国记忆
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是《志愿军》三部曲的第二部，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铁原阻击战”为主线，通过震撼的战争场面和动人的英雄故事，再现了1951年5月下旬至6月初，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在朝鲜涟川、铁原地区阻击“联合国军”北进的英雄壮举。影片以李默尹、李想和李晓一家三口为情感叙事纽带，通过聚焦宏阔战争背景下的个体亲情，唤起历史文化的集体记忆，引导观众进入家国同构的影像世界。依托先进的电影工业与计算机生成图形（CGI）技术，完成从“叙事”到“造世”（worldbuilding）再到“情动”的跨越，影片最终促成跨代际对话，激发当下观众深层情感共鸣。影片不仅是对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影像再现，更以个体情感为桥梁重塑了当下观众与历史的密切关系，使观众在强烈的视觉与情感冲击下，重新体验和反思历史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家国情怀。
从“叙事”到“造世”：虚拟影像空间中的历史重构
对于新主流电影而言，观众早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叙事手段，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观众对复杂感官体验的需求不断增加，电影的重心逐渐从表层故事转向了构建复杂、多维度的虚拟影像世界，成为通过技术、视觉效果和多层次的叙事结构，为观众打造沉浸式观影体验的综合载体。正如阿兰·布瓦拉（Alain Boillat）所言，科幻、奇幻以及多元宇宙题材的作品通常利用CGI和复杂的叙事架构来构建引人入胜的世界，电影叙事如今似乎正逐渐被“造世”所取代，更加关注虚拟世界的构建。但这并不意味着叙事的重要性被完全消解。布瓦拉认为，“叙事”与“造世”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紧密相连的。故事与世界需要一起被审视，叙事构建了对虚构世界的特定视角，确保了虚构世界的演变，并组织了“世界”之间的过渡。叙事方式为观众提供了感知并理解虚拟世界的窗口，推动了“世界”的演化和发展，并赋予其生命。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的“叙事”和“造世”相辅相成，共同丰富了受众的观影体验。
“造世”首先是对传统线性叙事法则的突破，通过更加复杂的视觉效果、非线性叙事和多角色、多时间线等方式，扩展叙事边界。其次，电影通过“造世”为观众创造出复杂、多维甚至是现实与虚幻同构的多重影像世界，不仅有主线情节，还融入了支线叙事、背景设定和符号系统，共同构建出一个深度与广度兼具的虚拟现实。《志愿军》三部曲作为战争片，肩负着再现历史的重任，意在通过全景式叙事展现抗美援朝战争，从高层战略到基层战斗再到后方支援，形成一个全面的战争图景。在商业化和类型化要求的驱动下，电影创作者打破传统叙事框架，充分满足观众悬念性和趣味性追求，在保持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又赋予影片叙事张力，使其具备超越单纯“叙事”的“造世”特征，创造出了一个基于历史现实、充满虚构与艺术加工的电影世界。
《志愿军》系列电影的叙事涵盖从战略决策层到基层战斗部的各个维度，为确保多层次叙事之间的紧密衔接，以八个虚构人物为“眼”的故事线在抗美援朝战争全景中交错融合。这八个虚构人物的设定，实际上构成了八条各具特色的叙事脉络，不仅在情节上彼此交织，还通过与真实历史人物的互动，将虚构与史实融为一体，构建出一个既基于历史又超越历史的世界，成功连接了历史和当下的情感体验。在《志愿军：存亡之战》中，虚构的李默尹一家成为影片“造世”的关键节点，在故事线上，李默尹成为贯通上下、链接高层司令部与基层战斗班的核心人物，作为革命者，既以高级参谋的身份参与战略决策和战术指挥，又深入前线，融入战斗队列。在影片中，他随63军189师完成阻击任务，与188师的队伍共同打开曹川水库闸门。此外，影片还设置了一个颇有寓意的线索，一颗由国内小朋友寄来的糖果，从彭德怀到李默尹，再到李想，最终到李晓的传递过程，连接起了志愿军司令部与志愿军第63军189师、188师，将不同空间有机融合，使多视角、多线索的叙事得以整合为一个整体。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影片采用了虚构与真实人物并叙的策略，以虚构角色为主体，辅以历史人物，融入多重叙事支线。与彭德怀的交互为起点，李默尹怀揣保家卫国的理想信念，深入志愿军第63军189师，与其他战友协同完成铁原阻击任务，展现了战斗英雄们的英勇与坚韧。虚构的188师1营教导员李想，率领战士们突破临津江防线，运用穿插分割的战术重创“比利时营”，彰显了战略智慧与战斗勇气。虚构的人物翻译李晓，通过对“联合国军”前线士兵的广播，辅助志愿军战士们坚守阵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影片以李默尹一家为叙事核心，采用以点带面、虚实同构、多线索、多视角的叙事策略，成功构建了一个深植历史、富有感染力的复杂电影世界，在虚拟空间中实现了对抗美援朝辉煌历史的再现。
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剧照
从“造世”到“情动”：数字媒介驱动当下受众官能共振
布莱恩·马苏米认为“情动”（affect）是初级的、非意识的、非主体化的、无符号且未经修饰的。情动是身体在“意识”之前对外部刺激的直接反应，不依赖认知或语言结构，而是一种纯粹的感官体验。与“情感”（emotion）不同，情动具有即时性和非语言化的特点。电影通过视觉冲击、声音设计、镜头切换和场景构造引发的不仅是明确的情感反应，而是更为原初的情动体验。当观众面对震撼画面时，身体会首先产生预认知的生理反应。情动作为情感的前奏，使观众在情感形成前已感知到其冲击。情动对应着身体经验的变化，它既是过程的又是先行的，具有跨越间隙的自我持续性。马苏米将情动描述为连接体验的“世界的黏合剂”，是一种过程性、前个体化的力量，超越个体体验，成为连接不同事件和情境的桥梁。正如学者包卫红所言，情动并非某种内在于个体的东西，而是通过媒介技术及其美学交互被唤起，并构建为一种可分享的社会体验，电影作为一种“情动媒介”，通过视觉符号和感官刺激，在视觉和情感上带给观众强烈的感官体验，引发观众的身体反应，并最终内化为深层的情感体验。
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的“情动”首先与数字时代的技术媒介紧密相连。影片利用CGI、快速剪辑和超现实的视觉效果，大大丰富了影像表现力，带给观众更为即时和强烈的感官互动体验。以李想带领一营的阻击战为例，在视听层面，影片借助数字技术带来的高度拟真效果和强烈的感官刺激，持续不断地给予观众视觉冲击力。通过广角俯瞰的全景战场、震撼人心的枪林弹雨，以及对残肢身体的凝视，有效引发了观众的情绪激荡。当飞机、坦克、大炮、步兵协同的“联合国军”钢铁洪流不断压向志愿军防线时，巨大的压力如悬于头顶的巨石，激发观众的紧张与焦虑。志愿军小队冒着炮火和弹雨以生命换坦克，唤起观众内心的震撼。当镜头凝视志愿军战士悲壮的残躯，观众的肉体神经受到强烈冲击。影片将摄影机视角嵌入大炮中，以炮弹飞行的视角和速度冲向观众，给观众一种高度沉浸、在场的身体化感受。正如维维安·索布切克（Vivian Sobchack）所描述：“电影通过其运动能力，展现出其作为物质性主体的能动性（体现在摄像机上），从而将视觉/可见空间同时构建为运动的、触觉性的空间——一个具有深度和质感的空间，一个可以被物质化占据的空间，它不仅为视觉/可见提供了抽象的基础，也赋予了它具体的情境。”数字时代电影重塑了具身性和在场感，通过提供“运动与触觉空间”实现了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意义上“惊颤”（shock）的审美体验，其所带来的不仅是视觉上的享受，更是多感官的、身体化的体验。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成为身体化战争体验的参与者。叙事方面，影片通过情节设计不断营造压抑的情绪氛围。以武器专家吴本正与战士们的会议，讲述落后装备带来的战场劣势以及牺牲的后果，逐步将这种压抑的情绪传递给观众。接连不断牺牲的战士、鲜血喷涌的亡躯、阻击战中的熄灯号声，这些叙事元素共同构建了影片的情感基调，将战斗的惨烈与压迫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当防线逐渐崩溃，志愿军假意撤退，“联合国军”的坦克逼近却遭遇志愿军滚筒炸药的伏击，满屏的爆炸火光在感官上形成了震撼高潮。此时，积累的压抑情绪通过这一强烈的正向反馈瞬间得到释放，观众体验到一种情绪上的转折与解脱。情动不仅仅是身体反应，更是某种潜在的能量流动，它在此刻连接了整段叙事，使观众的情绪从压抑转向充分释放。
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剧照
从“情动”到“现实”：记忆政治与历史认知的现代转译
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从微观视角切入，在个体与家庭的叙述中见证历史，并将个体生命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情感交融。在家国同构的情节框架中，成功将历史的宏大叙事与个体情感进行了现代化转译。在人物塑造层面，影片突破了扁平化的角色设计，成功刻画出层次丰富、性格鲜明、富于情感力量的一批人物形象，拉近了与观众的情感距离。
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的情感理论为理解情感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她认为情感作为一种资本在运作，流通于物体和符号之间，并在特定的空间中被激发和分配。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中的视觉符号不仅承载了丰富情感内容的表达，同时也参与并推动了情感在观影主体中的流动，进而促使观影主体的情感发生变化。在形式上，电影通过图像的媒介性和物质性构建情动，促使观影主体身体发生转变；在内容层面，影片依托人物形象、情节结构以及细节的设定，引发观众情感的波动，通过影像感知符号传递能量，促使观影主体内部的情感转化，实现从“情动”到“现实”的跨越。
影片中几位关键角色设计尤为独特且蕴含丰富的情感力量。战损记录员杨三弟通过摄影机这一媒介，将战场与故土、历史与当下紧密连接，他记录下的影像不仅凝聚了战士与故乡的情感纽带，还通过影像在时间维度上延续了志愿军战士的家国情怀。孙醒的角色设定极具创新性，他罹患战争失忆症，此设定在国产战争题材电影中颇为鲜见，揭示了战争对个体的心理创伤，深化了影片对人类生存困境与生命价值的思考。当杨三弟掷地有声地诵出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时，一个个英雄战士的名字接连浮现，影片因此超越了宏大叙事框架，讲述出个体在战争中的存在意义，传达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杨传玉以其个人成长与自我救赎成为影片中的又一个闪光点。在《志愿军：雄兵出击》中，他因胆小懦弱而贻误战机，然而在铁原阻击战的关键时刻，通过牺牲自我协助战友打开曹川水库闸门，最终实现自我的成长与救赎。武器专家吴本正从与战场格格不入，到奋不顾身投入战斗，驾驶缴获坦克与敌人对抗，挥发出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另一种豪气。在影片中，志愿军战士们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会恐惧、会犯错也会成长且具有真实情感力量的人。正如导演陈凯歌所说：“只有把人写活了，才能让影片在观众中产生更加广泛的共情共鸣。”只有成功塑造出一系列鲜活的人物，才能点燃影像的持久生命力和情感震撼力。
在情节设计上，影片以李默尹一家人的重聚与离散为叙事起点，通过一颗糖、一把钥匙、一顿战壕中的团圆饭，以及多次重逢与分别诉说生死离别的痛楚。一颗来自祖国的糖果贯穿影片始终，紧密连接着一家三口的情感，并在李想浴血奋战之后，成为其生命最后的甜蜜。李晓赠予李想的小花成为战士们对家乡最后的寄托。在对“联合国军”前线的广播中，李晓喊出“你们可以开枪，但你们杀不死这歌声”，并与战士们齐唱《河边对口曲》，冲锋中战士们报出的家乡名这些场景将“家”与“国”紧密联结，唤起观众对家国情怀的强烈共鸣。当曹川水库闸门开启，任务完成，傅崇碧下令一营撤回，李想说出“我们已经回不去了，你们继续前进”时观众不禁泪目。影片在人物塑造、情节建构以及细节设定中，成功地将历史与当下勾连，将中华民族这一宏大叙事下的个体命运紧密相连，将集体记忆深植于每位观众心中。这种集体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回忆与致敬，更是在当代语境中对历史的重构与再理解。国家作为一种概念是被想象出来的，即便在最小的国家中，大多数国民彼此并不相识，但他们共同拥有关于国家共同体的集体想象。影片通过再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光辉历史，不仅唤起观众对那段历史的集体记忆，更在当前全球格局激变之际，引导观众从现代视角重新审视历史，汲取力量与启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总之，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在延续前作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在叙事与人物形象塑造上作出更加符合当代审美意识的提升。相较前作，本片叙事更加集中，大篇幅聚焦志愿军第63军与所谓“联合国军”之战，使叙事结构更加清晰有序。全片洋溢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意识，是一部对于人类反思战争、反思人性具有丰富借鉴意义和认知价值的鸿篇巨制。
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剧照
（注释略，本文原载于《电影艺术》2024年第6期，作者系乐动平台·（中国）官方网站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讲座教授）
原文链接：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16639836887549192179&item_id=16639836887549192179&study_style_id=feeds_default&t=1728626385469&showmenu=false&ref_read_id=040bf308-adec-454b-9097-779aa4aba0d5_1728955323993&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
